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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演绎》观后感10篇

2020-12-11 观后感 214 ℃ 0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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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演绎》是一部由约书亚·奥本海默执导,Anwar Congo / Herman Koto / Syamsul Arifin主演的一部历史 / 犯罪 / 纪录片类型的电影,本站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杀戮演绎》观后感(一):短评字数超了

y all means, watch this doc. It breaks your understanding of conventional filmmaking in every possible way and shows you how cruelty of human nature can be hidden peacefully and even joyfully underneath the banality of common people.The film is so surreal that it almost feels like watching one of Werner Herzog's most celebrated features only you aware that every frame in front of you is disturbingly true.

《杀戮演绎》观后感(二):好人易做,恶人难当

《杀戮行动》是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我看过的最棒的一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题材的惊世骇俗,也不仅仅是因为导演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在印尼呆了整整七年半,还学会了印尼语。 观影过程中,不停地听见观众席中发出不屑愤怒和讥笑的声音,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流氓(gangster),它在英文中的原意是自由的人(free man),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这些手上沾染着无辜者鲜血四十多年还趾高气扬的侩子手,竟然还好意思把这句荒谬无比的谎言,四处宣扬,在镜头前,在大会中,在电视节目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当年的屠杀行径,“在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文明人看来,简直荒唐透顶”! 1965-66年,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屠杀,为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当地流氓执行。至今过去四十余年,那些参与屠杀的流氓和他们的家人都成了当地位高权重的要人,称霸一方,权与利双收;而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家人,仍对那段往事噤若寒蝉,即便对门就住着当年杀害自己父亲或祖父的凶手,却只有沉默。 当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刚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采访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那段往事,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然后Joshua就开始一个一个寻访苏门答腊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Al Pachino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其实到这里我想大多人都已经想到导演有两条路径可走,绝对能拍出一部涤荡人心的历史纪录片。一则继续跟随受害者进行惊心动魄的拍摄,伴随着政府和军方的追逼压迫,满是血泪的往事被慢慢揭开,站在这个绝对弱势群体的立场为他们呼吁,让他们被强权压抑紧闭的口第一次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正义又感人肺腑;或者是听从建议转而采访安瓦尔·冈戈和其他的杀人者,展现他们日常普通的生活与那些被害者实则无异,随着拍摄的深入渐渐揭示他们夜晚的噩梦与良心的折磨,在杀人如麻的外表之下也有着一颗肉长的人心,以此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与历史的谅解。这两种叙述方式都并不少见,想象起来,用在这个黑白分明的题材上无论用哪一个角度效果一定不差。 然而这些思考在导演执镜之前都已经完成,他见识到了受害者们累累伤痕的内心与恐惧,也从那四十个屠杀者的身上了解到,他们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像普通人一样,有着一份工作,一个家庭,甚至已经儿孙绕膝,过着平常的日子,即便是流氓混黑道又怎样,不是每个上街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下得了手砍了一千多个人的脑袋还心安理得。所以,在他遇见安瓦尔·冈戈的时候,他带着更多的疑问,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他把舞台和镜头交给了他们,这些屠杀者,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表达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中的自己的想象。一开始,我想安瓦尔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想太多,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鼓吹的那套,自己所理解的正义,正如年复一年印尼播放的反共宣传电影,共产党是恶魔,当年的屠杀保护了国家,是正义的实施者,所以尽管有时晚上睡不着觉,会发恶梦梦见那些他曾砍下的脑袋,安瓦尔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毕竟他是好人,他的刀下鬼都是恶人。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几乎像是在嬉闹一样,带着些戏谑夸张地表演被他追杀的村民,抱着母亲哭泣的孩子。 然而,随着他们让自己的想象不断丰富展开的时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就像是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犹疑与恐惧不断流泻而出,他们笑不出来了。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惨叫凄厉之间,安瓦尔茫然地在镜头前晃过,那些只是群众演员,不过逼真地回应着扮演施暴者的“五戒青年团”的追赶和暴行,但已经足够震撼,拍摄完成之后,赫尔曼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不过是拍戏,也许那一刻安瓦尔想到的是,连做戏都能让人吓破胆,更何况那些经历真实历史的当事人呢?而连抹干一个儿童演员的眼泪都如此之难,更何况堵住那百万失去家人的受害者的口呢?他们一定在诅咒我们,一直在诅咒我们。以往安瓦尔也会这么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最后,他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的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被自己极其高明的发明,钢丝勒脖而死的感受,他根本无法继续拍摄。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他说,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安瓦尔最后这么说。 导演说,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排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从最初活在杀人无罪的好人的想象中,直到想象中他和受害者相差无几,安瓦尔已经被自己想象的演绎逼得步步退让,但是导演却给了最后一击,无论你如何想象,在你的想象与你亲手造成的现实之间,仍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想象中,你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所以你血刃上千性命仍值得歌颂;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这现实不是导演铺垫塑造的现实,而是活在这些人心中的现实,他们知道也许他们才是恶人,或许正因为无法接受这现实,他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以想象代替现实。并非是想象建构出现实,而是想象因现实而存在,因不愿面对现实而存在,只不过因为一再被重复,就显得好像是现实还真实了。 安瓦尔最终是否接受现实,他所接受的现实是怎样的,他又如何面对现实,无从而知。也许我们会简单地想象,他的现实从“我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变成“我是恶人,而他们是好人”,又或者变成“谁都不是好人或恶人,大家都是人”。然而这终究只是我们的想象,无论是煽情还是冷静,促发人的正义感或者同情心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部纪录片让我惶恐。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你們又證明又喜歡;因為他們殺了先知,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說: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逼迫,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路加福音11:47-51) 今日我们在观众席上发出不屑一顾的啧啧声,因为与这些杀人狂魔相比,我们正义凛然,当回顾历史,我们为受难者哀悼。但我怕有一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不一定永远是好人,原来我们和我们以为的恶人一样,不过都是人;我怕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原来在我们的想象与现实中间,有着那么大一道鸿沟;而我更怕的是,当我们一路逃避一路合理化直到被逼到墙角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杀戮演绎》观后感(三):《杀戮演绎》:影像真正的力量

在豆瓣上标记了无数的纪录名片,大多也只是变成一些片名,静静地躺在豆列里。足有5个月没有提笔冲动,直到今天完成了受众研究的作业:观看纪录片《杀戮演绎》。本片原名《the act of killing》,中文名翻译的太好,深邃到带了些哲学味道。

纪录片向来是小众的,类型片才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主题。或许是自己水平有限走到了理解的瓶颈,2013年年底开始,我发现在家把一部电影从头至尾看完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通常要分成几次。开篇的乏味,固定角色的设定,人物生死安排,起承转合,对于我来说只是一遍遍的重复。类型片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造梦机制,有时我情不自禁去研究它的运行原理,又经常死守固定的几种类型,趣味大大降低。

原本对纪录片是毫无兴趣可言的。记得在世界电影史课上,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既然影像是为了再现我们所需要的真实,那么当它去再现日常的真实的时候,不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吗? 为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这种宣扬把摄像机搬到大街上去的理念会被电影界推崇至此?又为何所有现代电影运动都奉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演出为电影真髓?

我想通过《杀戮演绎》可以窥见一点原由答案。

影片拍摄于印度尼西亚,导演目的是想挖掘并重现1965年前后印尼反共屠杀的真相,起初摄制组的对象集中在被害者身上,但民众至今不敢提起恐怖往事,共产党在当今印尼依然是禁词。于是机缘之下,摄制中心转到屠戮者身上,突然一切都豁然开朗并且可以顺利进行了。影片围绕主角安瓦尔·冈戈展开,他是那场大屠杀中屠戮千人的恶魔,但看起来也只是一个贫穷国家的普通老人。剧组请来一些当年曾经参与事件的当事人来一同组织拍摄一部“纪念、回忆大屠杀”的电影,借此机会也直接采访并拍摄了相关的元老头目。这是一部“记录电影”的纪录片。但所谓的拍摄电影只是一个幌子,导演的真正目的是旁观这场回忆,在其被再次构建的荒谬过程之中,以摄像机观察人们的所思所感。于是,当年的刽子手成为了真正的演员,他们将出演自己。

全片前30分钟容易让人陷入犹疑不定的状态,完全看不出叙事的立场。 直到逐渐进入状态才明白过来,原来在印度尼西亚,这场大屠杀从未被定性、被批判、被追悔。当年一手下令、实践的人们而今依然身处权利之中,并且毫不避讳谈及当初的屠杀行为。在采访之中,人们言笑晏晏,从这些政客、党派代表、机构主席脸上我读出的是对往事的追忆神情,在无数个四季更迭,晨钟暮鼓的回忆里,他们谈笑风生的却是关于眨眼间取人首级的生死大事。这是一个没有价值评判的国度,规则完全是由当权者写就的。

这些年纪渐长的刽子手沉浸在对记忆的歌颂之中,无比热忱。导演用一整个反讽的时间,拷问了这段触手可及的历史。只是或许观众很难有闲暇去体悟内里的艺术表达,任何一个文明世界有自由意志的人都会身陷惊诧之中,身陷在其由独裁话语权构建出的,令人发指的社会恐怖之中。

纪录片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所具备的力量,影像的真实力量。纪录片可谓是回顾、拷问这类历史事件最佳的媒介了。不必由我们来排演彼方的对错,一切全由着他们自己来展现,甚至主角们自己都浑然不觉误把这场目光的审视当做荣光倒履相迎。历史与现实相互交杂,在人物身后投出一大片阴影。

故事的走向本身也是未知的,当事人经历了一次追忆,直到他自己扮演了被拷问的受害者,他略带疑惑的反问:当年那些人也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吗?我感到自己的尊严被践踏了。答曰:那些人比你还要痛苦,因为你知道这只是表演出的审判,那些人却真的要死了。几十年来屠杀的实施者们或多或少也受到过心灵的拷问,有些人疯了,湮没在历史的深河之中,有些人找到了自我安慰的出口,活的不尽心安但也还算理得。影片的最后,主人公安瓦尔·冈戈再次来到曾经行刑的天台,他再一次描述行刑的细节与画面,他在无声的流泪,因巨大的情绪波动导致一次次干呕。这是影片最终的情感落定,是导演的拍摄初衷与立场,也是观众收获的立场。并非审判后的认罪,却于无声处撼人心扉。而整个的记录过程,也因为这种不可预判的、流动的真实性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我们看到的并非精心编造的梦幻,而是历史,是人性,不该被随意操控,也不该被任意改写。如果说有些现实与意识形态是旁观者无力介入改变的,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记录它,具象它,留存它。我相信有一天它会回归应有的位置。而一部好的纪录片,是与历史、文化、社会并行的使者,这也是影像能释放出的最真实强大的力量。

(另:推荐南方周末专题文章《“他们对谎言上瘾” 非虚构电影 杀戮表演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图片

《杀戮演绎》观后感(四):《杀戮演绎》

关乎政治的纪录片一般很能“绝对正确”,影片并非简单的叙事,也非简单的通过演绎转嫁,她超越了一般纪录片的范畴,同时她的真实扮演也甩开重现历史的故事片好几条街。

人类的统治历史一直都伴随着这样血腥故事,只是用今天的记录形式展示出来,不单单是屠杀本身,还有施暴者的心态及转变,确实令人震撼。

悲剧的工具,即便当下政权交替、或者各种形式的伏法,我想他们都理解不了除政治之外的更深层的不幸。像主人公那样最后出现的忏悔怜悯之心,也有年龄以及后代的多重原因。

另一方面没有鲜血难道就不是荼毒吗?你把各个国家地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刽子手们放到一起,本质都差不多的,只是看谁文明的包装更精致罢了。前者还可说“无知者无畏”,而佯装的道德、粉饰的太平具有同样的嘴脸,且更可憎。

《杀戮演绎》观后感(五):“引人呕吐”的佳作——无力评价,只谈感受

看完这部电影5个小时,我现在还是不能从中恢复过来。这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情况。

去影院之前我其实根本对这段历史不知道多少,看的过程之中我没有真的感觉到愤怒伤心,甚至看到侩子手夸张的化妆,滑稽的表演,政府病态一样的非人演说我也嘲笑出声。可是越看到后面,越笑不出来……

这部电影是我作intern跟的老师,一个American documentary filmmaker带我去看的,我知道看过之后她肯定会和我讨论感想,我在走出影院之前想了半天,脑子一片空白。走出影院之后她自顾就说起了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和对这些evil的愤怒,作呕,和恐惧。她看着我说:没想到他们对你的同胞做出过这么可怕的事,你怎么想?我说,我也没想到,I feel terrible…然后告诉她,我对这段历史并不清楚。。本想继续顺着话题讨论。可是看着她,突然就感觉惭愧伤心,一下哭了出来,把她吓了一跳,连连道歉,说事前虽然知道大概内容,但对这段历史也不了解,没想到讲的是这样的事不拉不拉……我也吓着了,不知道为什么哭得控制不住,就好像最后Anwar又回到自己当初杀人的地方,阐述回忆过后,呕吐不止。。我也恶心至极,简直就想也冲出去吐。问题这令人作呕的感觉并不是因为听到他呕吐的声音起的连锁反应,而是就在看到那一段的时候,仿佛就感觉到了他的感觉一样……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像其他观影人或者我老师一样有愤怒的感觉,自觉平淡的看完整部电影,才在回顾感想的时候百感交集:惭愧,伤心,令人作呕,甚至对于那些侩子手还有一点同情,这些不可理喻的感觉夹杂一起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说我并不憎恶那些侩子手,我只想他们死,因为他们该死。

观众席中不少人对各种情节讥笑阵阵,连连摇头,Pancasila Youth振臂高呼的时候,这几个拍电影的侩子手上节目的时候,在他们拍的电影尾声,“受害者”给Anwar戴奖牌的时候——恶鬼当道,民众“无知”。恐怖的是,这根本不是给人带来任何希望的电影,一边是以有权指使流氓随意杀人洋洋自得的当权者,一边是对自己曾强奸14岁少女回味无穷的侩子手……他们还在那里……还在以这些为丰功伟绩。杀人无数怎样,深感愧疚又怎样,他们还在长命百岁,生活富足。Anwar子孙满堂,会细心教育孙子好好对待小鸭子,会在拍戏之后抱着入戏太深止不住哭的小孩安慰,会絮絮不止地说他有罪他会害怕会做噩梦……对他的一丝同情是以让我觉得:他早就该死。我对最后Anwar“感同身受“的作呕就如同憋在胸口的闷气,这部电影不是大笔一挥可以改变结局的剧本,不是喊了杀青就各自回家的皆大欢喜,甚至不是已经过去可以毫无顾忌拿出批判的历史,就犹如最后那一长排“无名”的演职员名单,无名,无名敢报。也许这憋屈的感觉才是我看完电影哭得控制不住的原因。现实还在眼前,还在继续。“好人”?“坏人”?符号两个,又有什么讨论的价值?

这当真不是一部pleasant的电影,令人作呕的感觉久散不去,却是前无古人的佳作。

《杀戮演绎》观后感(六):历史就在那儿,不悲不喜

由当年的刽子手自编自导自演一场发生在50年前、涉及250W人生命的大屠杀,这该不会是哪个邪典导演整出来的好莱坞大片吧?!NoNoNo,它真实的发生了,印度尼西亚这一神奇的国度为这部大片献上最鼎力的赞助——多位领导人慷慨露脸激昂发声、五原则青年团橘花花乌泱泱的人肉背景,就这样,当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政治、贫富悬殊的经济与从上至下未开化的思想与文明世界间垒起四方厚重的城墙,一场现实世界的超现实荒诞剧在城内上演了。

本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选择以纪录片而非剧情片的形式展现,先来看看纪录片的定义: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不能虚构情节、不能用演员扮演、不能任意改换地点环境、不能变更生活进程为其基本特性。既然不能用演员扮演,那我就用当事人演绎吧~狡猾的导演打了一记绝美的擦边球,当印尼举国陷入极端激进的反共产主义橙色风暴中,当踩踏百万共产主义者躯体的Free Man登上印尼权力的最高峰,当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眉飞色舞讲述杀戮过程时,奥本海默隐去了自己的情感,不加评论,只是静静任由摄像机记录下安瓦尔?冈戈和他的Gangsters将一场反人类屠杀拍成好莱坞大片的全过程。大概导演已深谙历史的本质,它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和逻辑,分歧面前谁也强迫不了谁接受彼此的观点,谁也没有能力让谁彻底闭嘴,暴力屠杀或握手言和,历史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沉静的可怕,但是最终真相总会如抓不住的细沙渗漏渗漏直到彻底直白的展现于世人,娓娓道出历史的洪流——真善美终将战胜假恶丑。《杀戮演绎》便是借安瓦尔的电影在已破陋不堪的谎言上撕开一个真相的小口。

片中片导演安瓦尔?冈戈曾是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杀刽子手之一,亲自手刃1000余人,与剧情片中杀人狂一贯穷凶极恶狰狞的外表不同,现实中的刽子手竟是位面目慈祥、富有爱心、天真烂漫、痴迷电影的老顽童,不过想来如果没有他的这些特质,约书亚?奥本海默也撕不开真相的小口,成就不了《杀戮演绎》。奥本海默在印尼的北苏门答腊采访拍摄了能找到的每一个当年的杀人者,安瓦尔是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奥本海默让安瓦尔以自己的方式拍摄讲述这场屠杀,安瓦尔则像是叙述了一个自己重复做了50年的迷梦。多年来他一直被噩梦缠绕黑夜,其他Gangsters说:“你感觉被鬼魂侵扰是因为意志太薄弱。”一旦负罪感从生,防线崩溃非疯既死,杀人者只能继续以“坚强”的意志抵制潜意识对暴行的忏悔,找到不让自己感到罪恶的方法。有的人挑眉炫耀“我使个眼神,他们就死了”,有的人双目圆睁“只有胜利者才能定义战争罪行”,安瓦尔选择了将梦魇如实的拍摄出来,并且渴望得到他人对其所作所为肯定的评价,正如片中关于女妖割下安瓦尔头颅变态虐待的情节应该放在电影之前还是之后的讨论以及圣洁的瀑布下被安瓦尔勒死的受害者拿出金灿灿的奖牌挂在他的脖上动情说道“因为把我处死把我送上了天堂,我要千百次的感谢你”,将这幕荒诞剧推向极致高潮,不禁感叹安瓦尔们真真是愚昧到无药可救,紧握真相砂砾的谎言之手真真是攥的紧,历史的公正性距离这个国度大概还有一个世纪之远吧。转机意外出现,安瓦尔饰演一名将被处死的共产主义者,在经历了摧毁尊严的殴打拷问之后,当熟悉的铁丝套上安瓦尔的脖颈,突然他颤抖不止,无力瘫软,仿佛那个做了50年的噩梦成为现实,他询问导演、询问他人、询问自己:“曾被我拷打的人,是否和我当时感受到的一样?难道,我犯了罪?”无须别人作答,再回50年前的行刑之地,安瓦尔曾在此绿衣白裤嬉笑着舞一曲ChaCha,如今却抑制不住的干呕,用尽纸醉金迷掩埋的真相终究还是破口而出,历史公正性在个体身上的洗礼完成了,不禁期待谎言密布的黑暗中能有更多的人完成这样的洗礼与反思。历史仍在那里不悲不喜,在它面前人性太是复杂,人力太过渺小,好与坏、对与错、白与黑都是太绝对的辞藻,不过历史终究会曲折的走向真善美。

最后,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政府否认历史的态度,是流淌着的血液带来的思考。感谢《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给予我一种更加平和但又充满坚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历史的洪流会冲刷掉一切费尽心思的谎言,真相经历时间的冲洗会愈加闪闪发亮不容避视。我们会继续为历史的大白于世而奔走努力,而安瓦尔们终会完成历史的洗礼。

《杀戮演绎》观后感(七):未尽的正义

《杀戮演绎》是一部“恶”电影,它表现恶,它记录恶,它演绎恶,它展现恶的表象,它剖析恶的内在,它体现恶的残酷,它揭露恶的缘由,它将作恶之人推向前台,却让人感到一阵恶心,因为恶者以恶为荣,让你对人性难以产生乐观的期待。《杀戮演绎》,一部特别的纪录片,一部非虚构的展现虚构的非虚构历史的特别的纪录片,是的,听上去有些绕,因为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感受实在也感到别扭难受。

影片揭示的杀戮历史发生在印尼,对于印尼,由于1998年那场让当地大批华人惨死的事件,总有不是太好的印象。而在该国历史上,1965年,军方政变后,以反共为名,一百万人被夺去生命的惨剧更令人震惊。尽管如今在民间,更被提起的是以共产主义为正名杀人的事儿,但是历史上,以共产党为罪名杀人的事儿也多次发生,印尼的该起事件算是其中著名的一起。本片展示更多的不是那场屠杀的画面,或者追忆当时的人和事多么残忍,也没有当时的遇害人或幸存者如何悲惨的回忆,而是行凶者令观者感到惊讶的坦然,甚至荣耀。在国内,对于文革期间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我们指责的常常是当事人的“不忏悔”,而当事人多是默默的对过去只字不提,或者对他人的指责顾左而言他的辩解。在《杀戮演绎》中,以昔日屠杀平民的骨干安瓦尔为代表的行凶者们,面对镜头洋洋得意的讲述着自己昔日的屠杀历史,甚至在欢声笑语中向年轻人,甚至孩子演示自己当时的壮举,还嫌这个不过瘾,要将这段历史以美国黑帮片形式拍摄成故事片,在他们眼中,他们干的事儿不正派,但是如同黑帮大佬般够酷够荣耀。

安瓦尔等人试图以虚构的电影形式重现他们非虚构的屠杀历史,而《杀戮演绎》如同一部这部电影拍摄的纪录片一般,以特别的角度展现了当事人的表现。安瓦尔们对昔日的“罪行”,不,在他们眼中来讲是壮举记忆深刻。比如讲述开始杀人时拿刀砍,拿棍子砸,觉得场面太血腥,于是以铁丝为主要工具构造了各种各样的杀人装置和手法,他们亲身示范,坦然的态度好像演示的是一种农具的使用方式。安瓦尔们的行为再一次展示了鲍曼的杰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阐述的一场现代性大屠杀过程,行凶者回忆过去也毫不掩饰自己当时起初想借机捞一笔的功利主义混混思维,而军方加之利用,使的罪行合法化,被害人卑贱化,从而排斥和厌恶产生,进一步的加害群体对受害群体的道德冷漠产生,因果效应不断叠加,最终酿成一起历史的悲剧。他们从屠杀无辜者开始,就开始了一场自我对罪恶感的消解和麻痹,给受害者“共产党”的身份让自己如惩治邪恶一般,用铁丝这样降低外在血腥度的杀人方式降低行凶过程的负罪感,集体行动将自我的行为融入集体,个人的罪恶感也就慢慢消解。伴随时间流逝,他们的自我麻痹还在继续,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类似近期国内一些老人对文革忏悔反倒引起同龄人反感一样,印尼屠杀事件的凶手们也必须行动一致,而相似的身份和经历也让他们在交往中不断强化自己的共同身份。无疑,印尼特别的民族和历史环境又加强了他们形成的群体历史记忆,中国历史社会传统是中央集权化,所以任何历史通常都会有一个“中央”给它定性,全国和全民族的人民对其认识至少公开场合需要一致,于是一段定性历史中,被认为做了“坏事”的人收到惩罚或者沉默。而印尼这样的民族利益复杂,地理呈现岛国分隔心态,历史上又经历不断动荡的国家,对于历史的认识也是分裂的,正如片中呈现的,如今依然有极端组织可以招募年轻人加入,起领袖对外界争议毫不在意甚至引以为荣,依然受到山呼海啸般的支持。

在《杀戮演绎》中,你听不到昔日受害者及其后代发声,而加害者竟能在电视节目中洋洋得意说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把他们杀光”了。没有充分反思的悲剧往往有重演的可能,在本片的镜头下,你完全可以感受这种隐患,这些“英雄”们对孩子们笑谈自己杀人的历史,甚至细节,围观的孩子们脸上也绽放笑容,随之大笑。而当地的右翼组织,颇受民众支持,领导人毫不避讳的谈论着极端主义思想,同时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参与到政治选举中,充分体现了没有法制的民主是如何包藏民粹主义的风险。也有让人感到一丝淡淡欣慰的地方,在当事人力求逼真还原当时烧杀气氛的故事片拍摄过程中,担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孩子们显然被这高度还原的阵势吓坏了,他们大哭,泪流满面中表现的是一丝孩子纯真本性对这类场面的天然排斥,然而,不断强化下,想必他们也可能对此习惯成自然,下一次悲剧的种子或许正在种下。

在影片的最后,安瓦尔看着完成的故事片,面对镜头,似乎也受到了感触。这个影片大部分时间显得很淡定,让我作为观众很反感的昔日屠夫,此时竟然表现出一种痛心疾首的样子,甚至表现出心情剧烈波动下的干呕症状。他会醒悟吗?我对此不抱有乐观态度,毕竟,可能形成反思的环境从未被铸造起来,而抗拒真相和人性的环境却被牢牢树立,安瓦尔们困在其中,当他们向下一代灌输自己造反有理的价值观的同时,也将这种抗拒反思的环境不断强化,更多人从小被动的成为遗忘历史的“帮凶”。这是一部没有留下太多“希望”的纪录片,让人感觉那么的不可思议,然而,看看我们的历史,或许不张扬恶性历史悄悄遗忘的态度,与安瓦尔们赤裸裸的炫耀杀人史相比,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于《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不同国家的人看后,或许都会结合自己国家的历史有不同的感想,这也正是这部让人看了感到不舒服的纪录片的价值所在!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item/dd5473dc0f7baa16d90e44ce

《杀戮演绎》观后感(八):记录片新现实:双重性

写下这样的题目,觉得就可以写出一篇论文了。

电影概述:

In this chilling and inventive documentary, executive produced by Werner Herzog (Grizzly Man) and Errol Morris (The Fog of War), the unrepentant former members of Indonesian death squads are challenged to re-enact some of their many murders in the style of the American movies they love.

In the 1960s Anwar Congo was a leader in Indonesia’s pro-regime paramilitary group, Pancasila Youth who, along with his band of dedicated followers, was amongst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murder and torture more than a million alleged Communists, ethnic Chinese and intellectuals. Proud of their deeds, which have still gone unpunished, Anwar and his pals are lauded as national heroes, and are delighted when the filmmakers ask them to re-enact these murders for their documentary – in any genre they desire. Initially Anwar and his friends enthusiastically take up the challenge using hired actors, making elaborate sets and costumes, but eventually as the movie violence is played out and reconstructed, Anwar’s conscience begins to stir and feelings of remorse surface.

历史背景:

1965军方得势、获权,实行军政府独裁并延续至今。当年的反对者被冠以“共产主义者”的名号,遭到屠杀,这些人包括农民、知识分子、华裔人群等。一年之内死去一百余万人。军队没有直接参与,而是利用paramilitaries和gangsters去执行这些杀戮,电影的主角二人便是这其中的执行者。而后者组装成的Pancasila Youth组织,如今仍在,仍然标榜gangster为free man,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实行半官方的军事活动。

双重性:

电影的双重性非常复杂,但是起点十分简单。从导演决定让他的纪录片主角们自导自演一部电影开始,电影就进入了双重叙事结构——类似于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戏剧——一半是主角们重塑、表演当年的杀戮,一半是记录这一电影的过程。重要的是,纪录片导演在前一半中,让主角有完全的控制。于是这些当年的混混、热爱6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爱好者,尽情梳妆、打扮,夸张表演,渲染气氛,调用音乐与民族舞蹈。而在他们回溯、重演当年屠杀场景的过程中,他们自然对历史正当性叙述产生了争论,而主角之一的Congo更是在电影结束的两幕中,流下眼泪、干呕不止……

基于以上的叙事结构,双重性便有了多重展露。首先,从演员来说,纪录片中的演员不仅是social actors,也成为了professional actors,而后者实际上是非纪录片演员的说法,所以电影融合了真与假——即人物的真实与人物的表演。其次,从体裁来说,本片不再是传统纪录片,而是融合了“非现实”的因素,而这样的“非现实”,通过第一人称的再次表演叙述,对历史叙事进行了一种打破与结构,更是影片所描述的“现实”本身的一种放大与加强。再次,从形式来说,因为给了演员自我导演的灵活度,他们尽情将自己的审美带入,所以有了一种地方性的、艳俗性的审美因子——因为这样的地方性的演员,使这部影片并非去“设想”所谓的异域风情,而是实实在在的“展示”真正的异域特点;由此,艳俗的审美得到了高雅的艺术升华。

另外,在影片叙述过程中,导演不经意展现了印尼社会的多面向——官员贪污腐败、好色淫荡,民主投票的贿赂与人民主动索要投票好处,反华的情绪,男女的不平等……

伟大的作品,致敬!

《杀戮演绎》观后感(九):天谴

这是一部讲述当年印尼的黑帮头子,在反华反共运动中杀人无数,虽然至今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却终究无法摆脱精神折磨的纪录片。电影里的人物,都是当年亲手屠杀共产分子和迫害华人的人。现在他们老了。

挖掘一下,这更是一部讲述罪孽深重之后寻求灵魂救赎的片子。电影里透露他试图通过装神弄鬼,通过宗教活动,通过吸毒麻痹神经,通过跳舞社交, 通过上电视教育年轻人,通过把共产分子和华人妖魔化等等手段来寻求解脱。说到底答应拍电影给年轻人一个交代恐怕也是其中之一。只可惜,只能有暂时的快乐,这所有的努力到最后,每当深夜来临,他噩梦连连。到最后,他在摄像头前也无法掩饰自己心灵上的折磨。幸好有电影最后他不能自已的那一幕。即使如此,也只能觉得他罪有应得。等待他的不会是天堂。

若说这电影结构凌乱,似乎也不影响观看,何况一个患上如此精神绝症的人,有病乱投医也顾不上什么章法了。

看完这电影,隐约觉得有更深层的意思。到底说的是这些黑帮的自我反省啊,还是说的他们不过是更大政治背景的产物啊?电影里多次提到美国电影暴力和冷战意识形态,对当时印尼青少年的恶劣影响。当年黑帮决定对共产分子加以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美国电影票房中得到收入,而共产分子反对引进美国电影。其中一个黑帮分子的女友就是华人,但是他太狠华人了,所以见到一个华人砍一个,最后连女友的爸爸也没放过。

电影里一再追问,当年为了给自己的杀戮找借口,他们找各种理由,据说共产分子很残忍,把这想成是一场战争,而不是简单的黑帮杀人。但是,他们有我们残忍吗?几个人反腐琢磨,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共产分子肯定没有自己残忍,他们当年想要做的是:把美国电影里面的黑帮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他们学了电影里的杀人手段,穿着模仿美国黑帮的衣服,只会做得比电影里更残忍。

怎么看来看去觉得这电影是在审视美国啊。这些不断地号称自己追求自由、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到头来却让人说成是:印尼是民主过度,还不如军政府时期社会安定。怎么看来看去又觉得这电影说的不光是美国啊?把异己视为仇敌,凭着青春热血挥刀砍人毫不留情的故事这世界上还少吗?看看电影里讲述的事件发生时间:1966年......又是世界性的发烧啊。

这片子什么人拍的?一查出品国,毫无悬念:欧洲。再查导演,居然是美国人,不过现居丹麦,哈佛大学毕业。电影在欧洲获多项奖,却没在美国获奖。

《杀戮演绎》观后感(十):不见血腥的真实杀戮

《杀戮演绎》的主角叫安瓦尔·冈戈,他在片中扮演自己,即1965年发生在印尼屠杀“共产主义者”事件中的著名行刑者之一。

安瓦尔·冈戈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用肢体和语言重复当年的屠杀的场面,镜头里甚至会真的出现一个双手被捆绑的演员,安瓦尔·冈戈则从容不迫地边讲述边表演杀人情景。比如,画面里出现安瓦尔用铁丝缠绕一个人的脖子,受刑者跪在那里,铁丝缠绕之后系在一个木条上,安瓦尔离开大概五步远,这样既能使上力气,又能保证不让血溅在自己身上。而此时,观看纪录片的观众,自然也会对画面中的场景不寒而栗,因为那位表演者并非仅仅是一位要出镜的演员,他也真的就是当年的行刑者。

“血太多,清理的时候太难闻了。我们发明了这个。”在屠杀变成一种重复性工作后,安瓦尔和他的同伴琢磨出了几套简单有效的杀人办法。纪录片不是想通过这样的场面和讲述来再现当年骇人听闻的场面,而是在安瓦尔这种嘻嘻哈哈且浑然不觉中,将人性中不可悔改的恶倾泻了出来。

你很难想象,画面里这位年过七十,头发花白,身材瘦削,且非常注重仪表的安瓦尔,是让今天的印尼人也会谈虎色变的人物。从街头流氓混子到闻名遐迩的刽子手,安瓦尔谈笑风生中介绍自己和他的帮手,就像如今中年人参加同学聚会一般自如。

1965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屠杀事件。在距离屠杀已过去半个世纪后,当年的行刑者、屠杀犯没有忏悔和惩罚,甚至引以为傲,屠杀人类如同后厨在宰杀鸡鸭一般自然,当年的死者后代不敢追诉,国际法庭也没有审判。如果不是看到画面里那种真实的表情,你仅仅看到我这样介绍一定感受不到所谓的震骇。而正是这样一群当年的屠杀者,在面对镜头和采访者的追问时,竟然是那么自然而然和振振有词——这,才是作为纪录片的有效时刻。

《杀戮演绎》不像传统的纪录片,它更类似一部天然的奇石,不可求,也非人为可以干预的,它是浑然天成般的“奇迹”。纪录片在于真实,它可以淡化戏剧性和情节冲突,但务必要反映真实片段。至于历史上重要事件的纪录片,可以找回当事人重述历史,那自然是珍贵和难得的。而本片的要点更在于,当年的杀人恶魔在纪录片里亲自扮演了行刑者和受刑者(纪录片同时也讲述了他们同一支队伍要拍摄一部影片),他坦言当时行刑时的场面和内心,甚至讲述自己为此受到的折磨,直接的杀戮行为过于残忍和频发,连刽子手也难以在生理层面上接受,所以他要酗酒、听音乐、抽大麻来摆脱心理阴影。

尽管这位当年的行刑者并无忏悔,但编导巧妙地用简单的剧情,使之变成一个受虐/施虐的双重角色,他成了人类灾难中的一个道具或者扮演者。而超全景的拍摄,令观众的真实感再现,即观众看到的不是纪录片中展示的那部带有鬼魅剧情的电影,而是他们在拍摄和讲述这么一个扭曲故事的全部场景。片中没有真实的血腥杀戮展示,断头等场面也是充分交代了道具和表演的实质,但整个故事却让人不寒而栗,甚至是在笑声中、自然恬静中让人看到了当年杀戮者的残忍,人们也看到了当年行刑者在半个世纪过后对暴力和杀戮不思改悔的景象,以及那种残酷杀戮的思想和行为其实离我们并非遥远的果断真相。所谓不见血腥的真实杀戮。 (南都娱乐周刊)

本文来源:http://www.colourtrak.com/guanhougan/1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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